愆（qiān）：失误。

圣人创作礼法制度，穷究事理确定赏罚，根据人情明正褒贬，不过是统一全面地加以考察使礼和法归于正途罢了。假如当初弄清真伪之情，明察是非曲直，探寻它的起始追索缘由，则或依刑法，或守礼制，两者区别是很显然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如果徐元庆的父亲不是因犯法而获罪，赵师韫全是出于私人的怨恨杀了他，施展起当官的气焰，虐杀无罪的人，而上级州官却不予治罪，执法官吏不予追究审问，上下沆瀣一气，欺骗遮掩，面对百姓呼吁号啕却充耳不闻；而徐元庆能与杀父仇人不共戴天，把枕戈而眠、不忘报仇看做合乎礼义，他处心积虑地谋划，戳穿仇人的胸膛，然后耿直磊落地捆缚自己，蹈义就死而无恨，这是守礼行义的行为啊。对此主事官应该感到羞惭，连自愧弗如还来不及，还谈什么诛戮呢？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不能赦免，赵师韫杀他并不违法，那么他的死，并非死于官吏个人的私怨，而是死于王法了。难道可以把王法看成仇敌么？与天子之法为仇，戕杀依法施刑的官吏，那就是狂悖傲慢犯上的行为了。捉住他杀掉，是为了维护王法的尊严，又怎能表彰他呢？

且其议曰：“人必有子，子必有亲，亲亲相仇，其乱谁救？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，盖其冤抑沉痛，而号无告也；非谓抵罪触法，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，我乃杀之”，不议曲直，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，不亦甚哉！《周礼》：“调人20，掌司万人之仇。”“凡杀人而义者，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”“有反杀者，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“亲亲相仇”也？《春秋公羊传》曰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此推刃之道，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，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，孝也；不爱死，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，服孝死义，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，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？议者反以为戮，黩刑坏礼，其不可以为典，明矣。

调人：官名。掌管排解纠纷。

陈子昂的奏议还说：“人必然有儿子，儿子必然有双亲，各人因爱护双亲而互相结仇，这种混乱谁能解救？”这是对礼的认识太迷惑混乱了。礼法上所说的报仇，指的是冤枉压抑沉痛，呼号而无处申告；不是讲犯法当罪而陷于死刑的那种情况。既然如此，却还说什么“他杀了人，我便杀了他”，不议论是非曲直，那不过是仗着人多势强，欺侮人少势弱罢了。它的诋毁经书、违背圣教不是太严重了么！《周礼》上说：“调人，职掌万民相仇之事。”“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，要告诫被杀者子弟不要把他看做仇人，如果报仇，就是死罪。”“如果别人有正当理由而杀死自己亲人的，自己还要反身报仇，这样的复仇者邦国共同把他视作仇人。”这样，又怎么会“亲亲相仇”呢？《春秋公羊传》说：“父亲不应被杀，儿子复仇是可以的。父亲有罪当诛，儿子为父报仇，这是你来我往的报私仇，报仇只能针对仇家本人，不得累及仇家后代。”现在如果采取这些原则来决断两下相杀的案件，就合乎礼法了。况且不忘为亲报仇，这是孝；报仇不惜一死，这是义。徐元庆能不超出礼法，执守孝道、殉于节义，他一定是个通达事理、懂得圣人之道的人。一个通达事理、懂得圣人之道的人，难道他会是把王法视做仇敌的人么？包括陈子昂在内的那些议者反而认为他该受戮，这是亵渎刑法、破坏礼义，它之不可以作为定法，是再明显不过了。

请下臣议，附于令，有断斯狱者，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
请朝廷将微臣此议颁下，附入律令，有断这类案件的，不应该再按过去的意见办事。谨议。

桐叶封弟辨

“桐叶封弟”的故事见于《吕氏春秋·重言》、《史记·晋世家》和《说苑·君道》等处，宣扬“君无戏言”的思想。柳宗元在这篇文章里从考察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出发，首先指出帝王的言行均要看实际效果，而不是按照“君无戏言”盲目服从照办，进而从为周公圣人形象辩护的角度，指出周公不可能促成此事，这就从君臣两方均否定了这一故事的合理性和可信性。

古之传者有言，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20，戏曰：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：“戏也。”周公曰：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20。

成王：周成王，西周武王之子。小弱弟：指成王的弟弟叔虞。

唐：古国名。在今山西翼城西。

古代著作这样记录说，周成王拿着一片梧桐叶子给年幼的弟弟，开玩笑说：“凭着这个给你封国。”周公进来祝贺。成王说：“只是个玩笑。”周公说：“天子不可以随便开玩笑。”于是封年幼的弟弟叔虞于唐。

吾意不然。王之弟当封邪，周公宜以时言于王，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；不当封邪，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20，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主，其得为圣乎？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，必从而成之邪？设有不幸，王以桐叶戏妇、寺，亦将举而从之乎？凡王者之德，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，虽十易之不为病，要于其当，不可使易也，而况以其戏乎！若戏而必行之，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