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淮南鸿烈》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，其书博大而有条贯，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。清儒首治此书者为庄伯鸿（逵吉），当乾隆末，用道藏本校俗本，而以案语申己见，虽名校实兼注也。自庄书出，而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，盖百馀年。最近则刘叔雅（文典）著《淮南鸿烈集解》二十一卷，博采先辈之说，参以己所心得，又从《御览》、《选注》等书采辑佚文佚注甚备，价值足以与王氏《荀子集解》相埒。

梁大师对庄本、刘本的评价，后代学者看法多有不同。于大成《淮南王书考》列举五家评议，云：黄丕烈斥庄逵吉为“庸妄人”。顾广圻谓其书“全无一是”。王念孙谓其“未晓文义，而辄行删改，妄生异说”。吴则虞以为其大耑有五：“一曰底本不明也。二曰误从俗本。三曰注文与正文间隔。四曰引类书之不备。五曰校字疏失，更仆难数。”郑良树谓其过尚不止此，更有三耑：“六曰改今从古。七曰妄言曲说。八曰删省注文。”而于大成的看法是：“庄氏所校，固不得谓之善本，然在晚明清初缪本充斥之际，得此本出而矫之，亦足以一清学者耳目。”但他认为庄本不是“善本”。对于刘本，1998年安徽大学出版社与云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《淮南鸿烈集解》，我写下“校记”360多例。当然，庄本、刘本对《淮南子》的流传和研究，曾起到重要的作用，然作为供研究使用的“底本”，则不能称为“善本”。

本书《淮南子译注》采用的底本是北宋小字二十一卷本，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泖生钞本，收在《四部丛刊·子部》中。用作对校的是明正统十年（1445）《道藏》二十八卷本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《道藏辑要》本，用作参校的有明刘绩《补注》本和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等。北宋本与《道藏》本，皆为时代最早、最为完整与原始之“善本”。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谓北宋本为“当日最善之本”，远出《道藏》本之上。当代台湾学者王叔岷认为北宋本优于《道藏》本，“惜其中颇多讹误耳”（《跋日本古钞卷子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廿》）。

北宋本与诸本多有不同，其中不乏精到之处，且保留北宋之前旧貌。如《原道训》：“源流泉滂，冲而徐盈。”高诱注：“浡，涌也。”其正文中的“滂”字，《道藏》本、《道藏辑要》本、刘绩《补注》本、《汉魏丛书》本、庄逵吉本正文及注文皆作“浡”。浡，《广韵》“没”韵：“浡然兴作。”《尔雅·释诂下》：“浡，作也。”即兴起义。与文义不合。滂，《说文》：“沛也。”徐锴《系传》：“水广及皃。”指水盛涌出。《玉篇》：“滂，滂沱也。”知以“滂”字为胜。

再如《道应训》：“七日，石乞入曰。”《道藏》本、《道藏辑要》本、刘绩《补注》本、庄逵吉本“乞”皆作“乙”。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：“石乙”当为“石乞”，字之误也。（“乞”即“气”之省文，非从“乙”声，不得通作“乙”）《人间篇》及《左传》哀十六年、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、《伍子胥传》、《墨子·非儒篇》、《吕氏春秋·分职篇》皆作“石乞”。陈按：北宋本是，其馀诸本皆经过改动。

其二，校勘方法的理念不同。

清末民初学者叶德辉，在《藏书十约·校勘》中，把校法分为“死校”、“活校”两种。“死校者，据此本以校彼本。一点一画，照录而不改。虽有误字，必存原文。顾千里、黄荛圃所刻之书是也。活校者，以群书所引，改其误字，补其阙文；又或错举他刻，择善而从。卢抱经、孙渊如所刻之书是也”。当代学者陈垣《校勘学释例》中有《校法四则》，归纳为本校、对校、他校、理校四种。“活校”是广义的理校。因为校勘方法的理念不同，清代校勘学家遂分为两派：一派重视对校，辅以他校，重在存真，以顾广圻为代表；一派重视理校，参用他校法，强调校改，以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为代表。两种校勘方法的争论，影响至今。以庄逵吉本、刘文典本与北宋本、《道藏》本对校，知庄、刘皆采用活校之法，已远非《道藏》本之旧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版《淮南子译注》对版本讹、脱、衍、倒的处理，采用理校之法，因此失误较多。而本版《淮南子译注》则采用“死校”与理校相结合之法，重在存真，尽量不改变原本旧貌，以求给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北宋本；而对其失误，也进行了校正。对其校勘结果的处理，采用的是底本附校勘记形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