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七年（1668）十一月的一天，康熙皇帝让杨光先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，一同参加了御前会议。康熙皇帝让二人分别拿出证据，来证明旧历和新历哪一个更好。

杨光先拿不出证据。而南怀仁却胸有成竹，说，请皇上摆出两个日晷（用日影来测定时刻的仪器），让杨监正和我分别算出明天正午日晷投影的位置，看看谁的准确。

康熙皇帝认可了，让礼部尚书等人到时当场验视。次日，礼部尚书带领众官员到达午门，等待验证。

杨光先本来不懂历算，推算节令要依靠别人。这时候虽然标出了一个投影的位置，但心里根本没有把握，南怀仁懂得代数、几何，因此很镇静。

到了正午时分，日晷果然准确无误地投影在南怀仁标明的位置上。而杨光先推算的却差得很远。杨光先看到这个情况，十分尴尬，却不服气，口称：“宁可无好历法，也不可使大清国有洋人！”

南怀仁不慌不忙地说，今天是冬至，投影应该在二百四十度这个位置上。继而又问杨光先，今年应该是十二月闰月，可是按您的历法，却在明年一月。除此之外，您还把明年算成两个春分，两个秋分，不知是何道理。

南怀仁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前来验视的官员，包括杨光先，个个呆若木鸡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康熙皇帝很感慨，大清王朝这么多大小官员，难道都不懂历法推算？至此，他决定采用新历法，还下令钦天监的官员学习新历法。

其实，康熙皇帝下令让钦天监官员学习之前，自己已经开始学习了。他把南怀仁请到宫里，详细地询问西方科学。南怀仁每天到宫里，用满语和汉语给康熙皇帝讲解天文学、几何学和静力学。

康熙皇帝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和阿基米德定律，还学会了使用一些主要的天文学仪器和数学仪器。后来，每逢行军打仗，康熙皇帝都让侍卫随身背着一些仪器，以便随时测量太阳子午线的高度，和周围地形地物的高度和方位。

康熙皇帝还组织编纂了一本《数学精蕴》。这部书集中了当时中国和外国数学的代表作，成为清朝最重要的数学著作。有一次，康熙皇帝到南方巡视，有人把数学家、天文学家梅文鼎的一部数学著作献给康熙。两天以后，康熙皇帝对献书的人说：这本书写得很细致，议论也公平，朕要带回宫里去仔细研究。

后来，康熙皇帝再次南巡，就指名要见梅文鼎。梅文鼎当时已经年逾七十，被请上龙舟，连续三天，从早到晚和康熙一起研究数学。梅文鼎辞别的时候，康熙皇帝依依不舍，说朕留心天文历算，像您这样有学问的人，实在太少了。可惜您年纪太大了，不然朕一定把您留在身边，早晚向您请教。说罢，又提笔当场写下“积学参微”四个大字，赐予梅文鼎。

次年，康熙皇帝把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召到北京，留在自己身边学数学。过了几年，康熙皇帝又编纂了介绍音律知识的《律吕正义》，书刚印好，康熙皇帝就拿出一部叫给梅瑴成说，你祖父学识渊博，把这部书寄给他，让他看看，能指出错处就更好了。

梅瑴成出生在数学世家，本来就有家学的底子，再经康熙皇帝指点，学问长进很快。康熙皇帝亲自把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代数“借根法”传授给他。

虽然，康熙皇帝推崇西方先进的天文、历法、数学，但是又决不墨守成规。每到一个节令的头一天，只要有条件，他都拿日晷亲自验证。那次历法之争过去四十多年以后，到了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夏至午时三刻，康熙皇帝亲自验看日晷投影，发现了误差。他对周围人说：西方历法大致准确，但时间久了也不能没有差错。你们看，今年夏至按西方历法应该是午时三刻，实际是午时三刻九分，再过几十年就会差得更多了。

康熙皇帝对待科学和科学家，能高度重视并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，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很少见的。在康熙年间，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一些发展，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人才。正因如此，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中，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，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、经济富庶的国家。康熙在位期间，除了继续采取轻徭薄赋、与民生息的政策之外，康熙认为“家给人足，而后世济”，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充分展现了其圣明的一面。而清朝正史的史料中，还有一个对他普遍的评价，那就是“宽容”。

《清史稿》中，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：有大臣认为，在征粮食的时候，如果不去控制火耗，就会给官员贪污提供便利。康熙回答说，官员们的俸禄本来就比较微薄，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捞外快的机会，对那些工作努力的官员，也是一种补偿。